“中国需要建立与最优秀的国际科学传统相接轨的卓越文化，鼓励原始创新和科研诚信。中国科研诚信的部分问题至少可归咎为管理体系的缺陷以及不恰当的成果评估标准。中国科学界确已认识到，科研监督与管理缺陷掣肘了建立世界级科学创新系统，这些对中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逯高清（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
2014年或许是中国走向世界级科学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中期节点，科技部对规划进行了全面评估。同时，由12名成员组成的国际评估小组在2014年1月17～19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与评估。作为该国际评估小组成员之一，我谨与大家分享如下看法。
过去7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取得了许多成就。政府对科技的大幅投资使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数量迅速增长。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中国成功建成大型人才智库（包括从国外聘请科学家）以及科技发展基础设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中国依然面临着“追赶跨越”以及取得世界级科研成果与影响力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高质量基础科学，给予前沿科学和年轻科学家更好的资助。
李克强总理2014年5月27日在全球研究理事会（GRC）北京年会开幕式上及时地勾勒了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愿景。他承诺，中国将夯实创新与创业实力，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挑战很多诸如产能过剩、环境恶化、能源供不应求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创新的发展。李总理还强调了国际合作以及知识、技术、人才全球流动的重要性。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科学院在2014年5月底发布了《追求卓越科学》的宣言，标志着中国科学向卓越和更高影响力迈进的新起点。宣言强调了加强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奖励和支撑系统以及夯实创新能力和树立自信心的必要性。宣言还指出了科学界现存的欺骗与学术不端等现象，呼吁采取措施加强科学诚信和行为责任。它还倡议了牢固建立基于科研最高诚信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强有力的政策和管理体系，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
中国需要建立与最优秀的国际科学传统相接轨的卓越文化，鼓励原始创新和科研诚信。中国科研诚信的部分问题至少可归咎为管理体系的缺陷以及不恰当的成果评估标准。中国科学界确已认识到，科研监督与管理缺陷掣肘了建立世界级科学创新系统，这些对中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领导高层已下定决心改革，解决传统文化与制度造成的困难。比如，改革需要发展公正的新管理方法，要有人手充足的合格项目主管，应减少评估过程中人际关系以及游说的影响。运用高水平、独立或利益不相关的科学顾问机制等国际经验对于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极具参考价值。然而，在文化层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建立一个以质量和诚信为中心的强大的价值体系。
强化科研诚信
为了弘扬卓越与诚信的科学文化，中科院宣言关于实验室行为的表述为：“中国科学要走向卓越，就要自觉弘扬和坚持科学的精神，倡导求真、创新的价值导向，建立遵循科研特点与规律的管理模式，反对急功近利的科研行为。”
科研诚信是一个全球议题，科研不端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常有发生。在资金缩减和高竞争性的科研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形势下，科研行为不端的案例也有所抬升。由全球75%的科研资助机构组成的GRC一直致力于引领基于原则性的负责任研究行为。它是全球科研活动的高层次行为准则，对赢得全社会对科学的信任至关重要。在其框架下，科研诚信的基本原则——即研究人员和科学界的诚信、责任、公平与义务——在相关基础文件（《新加坡宣言》、《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P政策报告》，《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中均有体现。
尽管科研资助机构有义务保证资助的研究遵循最高标准，但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自身最终应对科研诚信负责。
中科院《追求卓越科学》宣言强调，“秉持真诚协作、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呼吁科学家尊重他人的工作。它还表示：“科学家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和报告研究的过程，诚实地向科学界开放自己的科学数据和研究结果，尤其要自觉杜绝并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维护科学的声誉。”我赞同中科院制定的这些标准。我认为科学卓越的基石是建立在科学家的可靠性之上，包括做实验、收集数据时的谨慎、仔细以及对细节的关注，还包括分析、报告以及传播研究成果时的公正和无偏颇。
建设诚信的科研文化，培养所有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层认识到负责任研究行为的重要性极为关键。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必须制定和执行鼓励诚信的政策和体制，不断努力培养和教育年轻学生和研究人员。同时，拥有健全，有效的体制和指控处理程序以及对不端行为进行及时、公正与透明的调查也至关重要。
在全球研究理事会的领导下，近年来，国际合作不仅在科研资助机构之间有所增加，而且在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多边合作之间也是如此，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与促进科研诚信。
培养青年精英人才
在2014年5月份的北京会议上，GRC还呼吁对下一代研究人员予以更多支持。世界科学的未来要靠青年人才，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青年人才库，他们拥有巨大的潜力。在此次会议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强调，研究人才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因素。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关系着科学的未来，需要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通向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是为青年科学家早期独立性工作提供良好的职业机会，高质量的研究环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考虑制定一个基于全球性竞争提供薪水和研究资金的计划，使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可以按照选择意愿在任何一家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他们喜欢的课题。相关申请应该由含有顶尖国外科学家参与的小组进行审核。美国全国科学基金职业奖、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开创者基金、德国洪堡研究员奖或澳大利亚未来研究员奖都是优秀范例。资助尽可能多的青年学者并把他们从资深学者不适合的监管下解放出来极为重要。这项计划还应该尽力避免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过度限定优先领域，应让有才华的青年人最大程度上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科研的卓越文化要求科学家具有不留情面的自我批判精神。当发现有趣的新事物时，科学家应该具备区分新见解和错误观点的能力，并能够对自己的假设、数据和分析的合理性做出质疑。
这种自我批判性文化的最佳实现途径需要那些严格、认真但鼓励学生的良师的帮助。导师在培养青年科学家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有证据表明，导师制可以使指导人和被指导人相互受益。很多成功的科学家都是从导师那里学得做研究以及传授知识的经验技能，甚至于模仿导师的职业选择。科学顾问有如导师在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人际关系以及沟通技能等方面经常起着关键的作用。
夯实国际合作
在2014年1月份的咨询会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期国际评估小组还对中国5个优先领域的研究创新能力作了评估。在能源领域，中国显然已取得高影响力研究和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如可再生能源开发。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一些建立在累积创新基础上的商业案例已取得成功，获得市场大力支持，但是除了高性能计算机以外，由于该领域缺乏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动力依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材料科学和纳米科技领域，中国无论在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从研究的影响力和中国在全球一流出版物中的份额来看，医学和制药科学发展相对较弱，但中国在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方面已呈现出优势，这将有助于支撑未来中国在个性化医学和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托马斯•巴洛（Thomas Barlow）的报告《亚洲100——亚洲和大洋洲顶尖大学科研（2014）》证实了亚洲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转折性变化，反映为东亚和大洋洲世界级大学数量的增长。在世界大学科研排名榜上，2003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但在2013年，中国有6所大学上榜。除了科研历史较短的因素之外，多数中国高校在国际合作中处于弱势。
根据巴洛报告，中国作者的国际合作论文平均仅占20%左右，而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相关比例则超过50%。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和国际合作作者的人数（以及合作者的国家数量）存在强烈关联。例如，在材料学领域，那些有国际合作者的文章引用次数通常是没有国际合作者论文引用次数的1.5～2倍。
过去，导致中国科学家国际合作困难的原因或包括资源短缺和机会以及语言等障碍。然而，3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科研资金不断增长，还带来了短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和合作研究项目的大量机会。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2013年数据达到45万人），尤其是研究生留学人数的增多，将进一步加强国际研究合作。对于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严格的英语录取门槛、丰富的课外经历以及跨学科工作的机会将会培育出一代拥有更广泛技能的研究人员。不管回国还是留在海外，这些研究人员都将成为高质量国际合作的促进者和践行者。
所以，我可以乐观地认为，在下一个10年，随着科学卓越体系的改善和国际合作水平的提升，中国将成为科学创新领域无可争辩的世界领袖，这才和她作为经济强国的伟大成就相称。
[转自“赛先生”，秦风、王晓波编译。]
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国家科学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作为中国第一份英文版综述性学术期刊（季刊），致力于全面展示国内外各科学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追踪报道重大科技事件，深度解读中外科学界热点研究和重要科技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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